司马氏家族虽然为东晋的皇族，但由于一些无法忽视的原因，最终选择了放弃皇族身份，北迁进入北魏，甘愿为臣。这一决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，而司马家族的北迁过程，也是这个家族最终融入北魏、成为北魏重要势力之一的关键因素。

西晋末年，国家政权腐败不堪，官员的贪污腐化，权臣相互争斗，政治局势混乱不堪。宫廷内外，皇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，最终爆发了震惊天下的八王之乱。这场内斗直接导致了民众的疾苦与国家的衰弱，同时也为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机会，迅速占领了大片土地，西晋皇族只有南渡，才能逃避灾难，幸得在南方延续下来。

东晋元帝即位后的建武元年（317年），在南北世族的支持下，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，开创了东晋政权。然而，东晋政权的建立并未带来长久的安定，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。南方的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争夺权力，皇族内部的矛盾层出不穷，加之皇族与士族、寒族的摩擦不断，东晋政局也因此陷入了动荡和不安。

东晋末年，面对不断加剧的社会动荡，司马氏家族决定北迁，放弃皇族身份，由君主变为臣子。要理解这一决策的背后原因，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东晋末期的社会状况。早在孝武帝即位之前，东晋的社会经济在王导“镇之以静，群情自安”的政策下，逐渐进入了平稳发展期。实行了土断制、度田收租制等改革措施，遏制了豪强霸占山泽的行为，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保障。

东晋初期，桓温、谢安等政治人物继续推行王导的经济政策，尤其是在兴宁二年（364年）时，桓温实施了“大阅人户，严法禁”的政策，取得了显著效果。东晋前期的社会经济因此稳步增长，民众得以安居乐业，国家处于和平时期。然而，这种和平繁荣的局面并未能够长久维持下去，反而逐渐催生了上层阶级的懒散与腐化。

门阀制度逐渐让世家大族在社会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，他们享有巨大的政治与经济特权，使得其他阶层很难对他们构成威胁。这些大族子弟不仅生活奢华，且在仕途上占据有利地位，即使能力平庸，依旧能获得高官厚禄。例如谢安明知谢万没有军事才能，却仍然任命其为北府兵将领，而对于那些有政治军事才能、却出身低微的子弟，他们往往采取排挤与打压的策略。这样的腐化局面，使得东晋政局逐渐趋向动荡不安。

在此背景下，孝武帝即位后，尝试加强皇权并削弱世族的影响力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门阀政治的垄断，尤其是通过将朝政权力集中在亲王司马道子手中。司马道子逐渐取代谢安的权位，成为实际的政治掌控者，并在权力的巩固上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随着权力的膨胀，司马道子的专横行为愈加明显，他通过亲近小人、滥用权力、贿赂官员等手段，直接破坏了朝廷的治理与人民的福祉。

这些举措逐渐激起了其他官员的不满。中书郎范宁曾上书给孝武帝，要求严惩司马道子。但孝武帝对司马道子纵容有加，虽心生不满，却因为他们同母出身，始终未能做出实际的处罚。司马道子的奢靡与专横，引发了宫廷内外的种种矛盾，朝廷的运作日益混乱，民众的怨声载道，社会的不安定感愈发强烈。

在此过程中，司马道子与其他权力派系之间的争斗也愈演愈烈。特别是太原王氏的家族内部分歧，加剧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力斗争。王恭与王国宝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，他们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了对司马道子权力的挑战。随着局势不断升温，司马道子在内外压力下逐步失去控制，最终导致了东晋政权的衰落。

东晋末期，朝政的腐化、权力的集中、以及阶层之间的激烈冲突，使得原本强大的司马家族不得不在不断的内斗中渐渐衰弱。最终，随着刘裕的崛起，司马家族的命运宣告终结。刘裕以“代晋称帝”宣告东晋灭亡，司马德文被降封为零陵王，东晋的统治结束，司马家族彻底丧失了皇权。

这场内外困扰、皇族与士族之间的斗争，极大地消耗了社会的资源与力量，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。最终，东晋王朝仅剩空壳，政权失去实质内容，历史的车轮驶向了新的篇章。